4月21日,早上6点,我们一行从协格尔出发,赶往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当我看到郑威和路路正在组织大家装车时,真为她俩高兴。“华硕品牌,坚若磐石”,她俩的意志也坚若磐石,这就是“华硕精神”啊。
途中,我们来到了又一处珠穆朗玛峰观景台,这里所见到的珠穆朗玛峰离我们更近,也更清晰了。大家十分兴奋,纷纷忙着拍照留影,一时间好像所有的高山反应全都消失了。

我在又一地点的珠穆朗玛峰观景台上留影

同行的珠穆朗玛峰志愿者队员见到珠穆朗玛峰时的兴奋表情
10点20分,我们到达了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当我如此接近珠穆朗玛峰那雄伟壮观的高大身形的时候,心情反倒平静了许多。刚一开始,我离珠穆朗玛峰越近就越紧张,那是因为我已33年没有到过珠穆朗玛峰,而且毕竟年近六十,能否适应珠穆朗玛峰的一切很难预测,感到心里没有把握。1975年时,我们登山队为了逐步适应环境,从北京前往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共用了大约20天。可是,此行一路上我竟然没有丁点不良的反应。现在,当我站在珠穆朗玛峰脚下,依然感觉不错。于是自己就放心了,因为实践证明:我的适应性一如当年。

在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石碑标志旁
望着近在眼前的珠穆朗玛峰,我又想起了1975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情景。那一次的攀登留给我的烙印真是刻骨铭心,它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心潮又澎湃起来,我要把那一次的遗憾和失落转变成希望和信心!虽然此行我不是来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但这是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前的绝好的锻炼机会!
到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后,我顾不上参加在“世界最高的网吧”—华硕珠穆朗玛峰IT服务区举行的欢迎仪式,急忙换上由北京假肢研究中心为我特制的登山假肢,拿起雪杖,迫不及待地登上了一个小山头。尽管这个山头不高,但都是由碎石组成,走一步往下滑半步,攀登非常困难。后来,我干脆扔掉雪杖徒手爬,这才爬了上去。上去之后,整个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尽收眼底。尽管呼吸急促,但我感到心情舒畅,特别开心。

用假肢攀登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旁的小山

登上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旁的小山顶
回想75年,我刚到大本营时,也去登过一个由碎石组成的小山头,当然那个山头比我今天登的要高。但当时的感觉和今天的差不多,没有心跳急促、头疼、浑身疲惫、腿部无力发抖等情况,只是呼吸有所加快,而并不觉得呼吸困难。这极大地增强了我再登珠穆朗玛峰的信心。
我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调整假肢,将用于上山的角度改为下山的角度。几分钟后,我的呼吸就调整的平稳多了,于是开始下山。下山的途中,我突然滑倒了,屁股摔到一块岩石上。后来,我的屁股疼了好几天,坐车时老得移动位置,以减轻痛感。我们办公室的主任张志坚博士,全程陪同我进行了这次攀登。他不时地提醒我攀爬的路线和注意安全,并对这双特制的假肢提出了需要改进的地方。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山上下来,已是吃午饭的时间了。现在的伙食是四菜一汤还有水果,比我们登珠穆朗玛峰时改善了许多。如果当年有这么多好吃的,我想就是刮再大的风我也能登顶。当然,这只是一句说笑,但现在的登山条件比起我们当年要好多了,不仅仅是食品方面,在装备、氧气的供给,尤其是天气预报的准确率等等各方面,都大大优于33年前。
因时间紧迫,面对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也只匆忙吃了几口。饭后,我又忙着去适应新的假肢,适应环境,到一些有纪念标志的地方拍照。当来到标有8844.43米珠穆朗玛峰高度的石碑和中央气象台设置地标时,我才发觉自己需要有人帮忙拍照。于是我马上回去找人。我碰到了央视国际的小温,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们便一同前往拍摄地点。我后来才知道,小温其实有相当严重的高山反应。他行动起来十分费力,特别是到达景点后要上一个几米高的石堆,他几乎是一点一点的挪上来的。看到这种情形,我既痛心又后悔,同时满怀感激。
我们预定在大本营的时间很短,只有3—4个小时。因此,我必须抓紧每一分钟来攀登和行走,以便更好地检验证自己的体力和适应性,试用特制的攀登假肢。
这时,驻扎在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提出:希望我能接受他们一个小时的采访。
我和央视台的记者来到了邬宗岳烈士的墓碑前。邬宗岳烈士是我国登山界的老前辈,他为我国的登山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5年,他作为突击队长,带领我们向珠穆朗玛峰之巅攀登。当时,他和我在一个结组绳,因高山反应严重而无法说话,就让我把报话机送给前面的副队长。为了执行他的命令,我打开了结组绳,并留下了我所背的氧气瓶,让他吸点氧,好减轻一些高山反应。然后,我背上报话机离开了邬副政委,去追赶前面的副队长。没想到,邬宗岳同志在我走后因高山反应而滑坠牺牲了。邬宗岳同志为了我国的登山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们的英雄。我们这些后继之人要以他榜样。我尽管失去了双脚,也要为我国的登山事业继续奋斗。我给邬宗岳同志的墓碑敬献了哈达,并在他的墓碑前洒酒、鞠躬,表达我对英烈的敬仰与怀念。
尽管我们没能在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迎接奥运的圣火,但我非常幸运地得到特许,站在在以珠穆朗玛峰为背景的国旗和奥运五环旗下,手举奥运火炬,拍下珍贵的照片。这是我终身的骄傲。我衷心地祝愿北京奥运圣火在珠穆朗玛峰的传递胜利成功!

手举奥运圣火在珠穆朗玛峰脚下
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不少人被我无脚再登珠穆朗玛峰的不屈不饶的精神所动,争相与我留影。这是对我极大的鞭策和鼓舞,我要为实现理想而继续努力,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一路上,我很兴奋,为自己还具有如此良好的适应性而高兴,为自己多年来锻炼的成果而自豪,为自己的抗寒能力而骄傲。这次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之行,大大地增强了我再登珠穆朗玛峰的信心和决心!
离开大本营时,我和郑威、姜老师以及组织本次行动的中国登协的杨队长同乘一辆车。杨队长和我是1975年登珠穆朗玛峰时的老战友,我俩都没有高山反应。但郑威和姜老师就不同了,尽管是在往下撤,但他们的高山反应不可能很快消失。特别是姜老师,看得出他还是比较难受。为了活跃车里的气氛,郑威始终都在给大家讲笑话。尽管她讲的笑话非常可乐,但我却不怎么乐得出来。我知道,郑威是在强打精神,想让大家忘却旅途的疲劳,减轻姜老师的高山反应。她的这种精神和风格让我很感动。
晚上10点30分,我们终于到达了日喀则。